Arts and Crafts Movement
與台灣
抹香鯨﹐設計論壇﹐5/7/2000
在十九世紀歐洲，尤其是強大的英國，美術界崇尚文學詩歌，有點類似古中國的文人，當時由遊上流社會的藝術家們多半也有相當的文學造詣……
出生於大富豪之家的Morris，弱冠便出入上流社會之間，以詩聞名。
在讀了John Ruskin的『維納斯之石』（the
Stone of Venice）一書後，決定投入他所謂『美的宗教』----藝術，以藝術工作作為他人生的目標。
後入古典建築師George Edmund Street的事務所，由學習建築裝飾開始。
（當時歐洲含義法德諸國的建築，採師徒制，入門皆由彩繪玻璃，木雕石雕開始學習建築，有點像中國以前的建築，由裝飾的小木作入門，再進到結構等大木作）
隨著事務所的搬遷，他也由牛津移居到倫敦，同時也參加了「拉菲爾畫派」（前派）的活動。他的圖案設計遠比他的畫作傑出，也開始製作一些傢具與室內裝潢工作。在他與畫友接受委託，替牛津大學繪製壁畫時，認識了Jane
Burden，隨即陷入熱戀。
結婚後的他，為愛妻蓋了一個新家，由於採用紅色屋頂，所以命名為「紅屋（the Red
House）」，這也就是歷史上視為『美術工藝運動』象徵的由來。
（現今紅屋依然健在，已經改為Morris紀念館，是研究美術工藝運動者必去的地方）
興建「紅屋」的同時，對工藝與機械的矛盾，他展開了史稱『美術工藝運動』的偉大美術運動。
他認為文藝復興以來，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後，社會的基礎與經濟的機制徹底改變，『美術』的真義已經蕩然無存。
當時美術﹑建築和工藝界，依然以追求希臘羅馬等古典樣式夢想為主，為少數統治階級服務，完全無視普羅大眾的現實生活。
他認為「只針對少數者之用的藝術，就將是少數者的教育，就將是少數者的自由」，大加批判；主張藝術家的創造力，應該轉而關注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。
另一方面，他對機械生產的器物異常痛恨，責其「醜惡至極」；他認為這種機械生產的方式，讓器物的製造過程「分化」成一個個破碎的段落，喪失了過去勞動者（工人，工匠）由工作中所能獲致的喜悅。
極力抨擊商業主義之害。
基於興蓋紅屋時所形成的這些感觸，以政論家與名詩人聞名的Morris，在結婚後，紅屋完成同時，籌組了『莫理斯商號』（Morris,
Marshall, Faulkner Co.），開始身體力行他的主張，為庶民百姓用手工製造壁紙桌椅等日用品，展開了新藝術的里程。
誰都沒有想到這個運動對後世的影響有那麼深遠。
隨著「莫理斯商號」經營成功，在倫敦近郊興建新工廠，將紅屋轉手拍賣；同時又開始經營出版社（Kelmscott
Press），Morris本人依然參與封面圖案設計等工作。
『美術工藝運動』也透過「莫理斯商號」的實證，掀起風潮。
中年以後的Morris，活躍於英國詩壇與政壇，變成徹底的社會主義信徒，著作等身。他的詩集「地上的樂園」，迄今仍然是英國文學的詩歌名著………
依我看，台灣的設計界必未直接受到『美術工藝運動』的影響。
一來因為Morris為英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；
二來台灣建築設計自日據起，平面設計與工藝設計，工業設計自五十年代起，都是先受到日本的影響，然後再受到美國的影響。直接來自歐陸思潮的影響有限。
（當然，五十年代後期，工業設計有不少先驅者直接到德國，帶回相當的影響。）
在那個封閉的社會，連五月畫會李仲生師徒都無法立足的時代，初生的台灣設計界，更無法談「國際樣式主義」等思潮；關於『美術工藝運動』也只是輕描淡寫帶過。
源於日本的影響，台灣設計（尤其是工藝設計界）倒是間接受到一些『美術工藝運動』的啟發。
日本在1926年由柳宗悅﹑濱田庄司﹑棟方志功﹑河井寬次郎……等人發起的『民藝運動』，（日本民藝協會）可說是直接受到Morris的影響，一個日本版的『美術工藝運動』。
由於日本在維新之後，雖然也發展出現代機械文明與帝國思想；可是日本傳統的工匠傳統，並未拋棄，藝術家也沒有形成只為貴族服務的傾向。這群人由理論面和實際作品（繪畫，陶藝，竹木工藝……等），主張工匠的工藝品中，依然有深奧的『平凡之美』，肯定手工藝的藝術價值。
但是他們和Morris最大的不同，是避開不談社會主義，也不反對商業主義。
後來，柳宗悅進入政府，在通產省下成立「製品研究所」，這個研究所對台灣工業設計及工藝設計的影響很深。
其實，「台灣省手工藝研究所」（今「國立工藝研究所」）也是比照早期的「製品研究所」成立的。
台灣工藝設計受到『日本民藝運動』影響，等於局部受到『英國美術工藝運動』影響，
強調手工的價值，反對全盤機械化。
所以迄今，不少大學的設計科系依然保有工房教育，即以工業設計而言，陶藝課依然是大部分學校的基本課程。
可是另一方面，『美術工藝運動』的反資本主義精神，似乎對台灣毫無影響。?